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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特点：
可意见出台之后的几年却是国有企业高歌猛进，民营经济的利润和生存空间遭到挤压。
国企制度的改革，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就是要还其属性，将其运用到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上，如社保、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。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，中国的国家体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公有制。
与此同时，它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公平、有效、自由的市场体制。现在有些人在国企制度改革问题上重提姓资姓社、公有私有，这是对30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的颠覆和倒退，也是对市场化转轨取得的成就的否定。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益特征的行业，前者如电网、铁路，后者如管制价格下的能源，水、电、汽等大多数都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证、确定价格和收益、公开招标由私人部门承担。这其中既涉及一系列的重大理论与观念的问题，又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、经济结构调整及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一系列政策的安排，亟须正本清源，以期凝聚共识。所以国企的进、退实质上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。
如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所言，自2003年以来，出现了两种貌似对立、实际上异曲同工的思潮。所以，这个转化的实质是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和国企的民营化。记者：时间拖到那么长，改革的窗口是否已经没有了？陈志武：中国这么大，在很多决策层看来，两三年的时间不算什么，中国渐进式改革都是按照慢慢来的思路做的。
所以改革的关键是决策者、企业、投资者对金融系统有足够的信心，现在条件都已到位，利远远大于弊，时机基本成熟，不能再缩头缩尾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再延误改革良机。记者：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吗？或者您对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有何评价？陈志武：2008年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应该已经过去了，但是现在的欧债危机、美国的财政赤字和日本的国债危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早就积累下来的，是福利国家大政府主义造成的一个结局，和2008年有一定的关系。秦晓：私有化概念针对的是什么？是政府财政支持企业，而不是公有制企业，不要把私有化和公有制对立起来，造成误区。最近温州已经被批准为一个金融改革的综合试验区，允许当地的民间资本来组建小型的社区型银行，就是村镇银行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。
陈志武：但这并不说明这些政府的规模可以无限扩大，应把不该有的项目砍掉，过高的福利水平减少，激发懒惰的人靠自己的手养活自己，而不是靠福利养活。其次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了不可容忍的水平。
胡祖六：金融改革时机基本成熟记者：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哪些问题？如何看待温州金融试验区试点？胡祖六：中国金融一直没完成改革。上面越放，下面越乱，搅进民间金融里，这就是产生吴英案的根源。记者：国企退出哪些领域？陈志武：其实所有领域都应该退出，比如美国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国防工业是战略性行业，但是美国国防工业企业都是私有的，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限制这个行业里面的人的行为，不一定非要国家拥有这些企业的产权去经营这些企业，产权经营权和监管权是可以分开来。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打电话，就和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》里一样排队，根本没有隐私。
监管是相辅相成，不能等到监管完美无缺了再放开。这样，每个人退休的时候，养老金的购买力能够和物价水平基本上保持一致。那么首先要宏观经济稳定，资本市场多层次化，银行改革和监管到位，在风险已经万无一失的情况下，再开放资本账户。记者：但有官员与学者担心国民的风险偏好太强，一旦放开导致资金大进大出，而且对冲基金基本在美国，它们的涌进造成货币错配。
记者：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症结何在？保育钧：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，实质上就是金融垄断。中国应该减少国企部门，给私营部门更多一些空间。
金融改革是个复杂系统工程，不是单靠地方试点推进所能成功，需要中央宏观政策配套才有可能会成功。如果没有高回报的投资选择，人们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内贬值，就会把钱投入房地产等行业。
百姓如果有资产性收入，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。记者：但近些年，管理层的建议是人口应该向中小城市流动，一些大城市出于对城市负荷的担忧，采取了与户籍挂钩的限购房、限购车行政手段。记者：如何看待养老金入市的问题？陈志武：一旦中国股市和其他资本市场能够走向正轨，养老金应该是有一部分投向股市的，只要经济增长和股市是同步发展，从理论上来说，养老金的规模应该和经济增长同步增值。日本一位规划专家曾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：由于日本城市发展不平衡，引起了很大的政治问题，于是开展规划大设计，让资源离开东京，全国平均地发展，这么弄了30年，最后失败了。记者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？保育钧：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就是金融银行业对内开放，让民间资本来兴办小型金融机构。包括升学、就业的资源，假设你有关系，你就可以帮亲戚子女找到更好的工作。
这个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市场化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只要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，就不可能市场化，所以让国有企业市场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民营化改革。秦晓：私有化与公有制不矛盾记者：最近，世界银行建议中国的国企私有化，但很多第三方机构及专家学者都站起来批判。
城市化的下一步就是体制障碍了。记者：欧洲面临一个问题，民主政体和缩减福利规模存在内在矛盾。
当然，至于步骤和幅度，我们可以设计、想办法，但肯定不能光是那点红利。我们看到了很多说法，就是作为一个刺激措施，2009年银行借贷有一个很大的放松。
陈志武：国有企业不可能市场化记者：现在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陈志武：就是权力的失控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、税收失控、国有企业渗透到越来越多领域，这些是最大的问题。工业品生产出来以后怎么变成最终消费品？它要经过贸易、投入、物流各个环节，如果这些环节能力不够大，那么全国工业的能力持续会有问题。垄断国企这一块的改革，对经济的增长非常重要。清洁能源技术是核心，而中国因此发生的改变不仅仅影响到中国，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。
利率被管制，汇率很难真正市场决定机制。这两年总体看好像国进民也进了，但实质上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发生了逆转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后退。
我建议把大城市和国土管理区分开，美国芝加哥、洛杉矶行政等级都比县小，但其管理的密度和能量是用另外一个体系。现在要把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、去发现规律。
上山下乡我经历过，一个教授在北京讲座能来很多人，要是在农村，同样的讲座可能只有三个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土地应该私有化，国有资产要民有化。
通过这些改革，加上对政府征税权的制约，再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项目，才能给社会中低阶层的子女提供更平等的机会。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政府应该管什么，市场应该管什么。记者：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是排在步骤的最后？胡祖六：金融改革如果想设计好，一步步来实施。这几年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占20%，业绩增幅比国企多，民营企业确实大发展，但民企就是觉得受冷落。
记者：作为金融危机的亲历者，对中国改革方向有何建议？鲍尔森：首先在中国我们要认识到透明度和监管的极度重要性，对于我们碰到的任何问题，如果当时有更多透明度的话，泡沫就不会做到后来那么大。不仅仅是每年红利那部分，而且要把资产和收益都纳入到公共产品的资源当中。
私有化实际是把政府性企业变成大家共同拥有的，与公有制不矛盾。还有一个是允许已经大量存在的小额贷款公司，符合条件就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。
记者：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移民国外？一些民营企业家担心自身资产的安全，也出现了一些案例，你如何看待。道理就是你政府设什么坎，人家还是往东京来，最后规划思想转变，决定就让东京集聚，产生巨大的财富流，然后再分配，平均分配到每个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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